中国经济走到现在，宏观经济显现出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面临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到2013年年底，我国改革开放已达35年，35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平均9.8%左右的速度。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10.4%的速度，尤其是2003-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甚至平均保持了11.5%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了很大的变化。到去年的年底中国GDP总量达到了56.88万亿人民币，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话，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25倍左右，折成总量9万多亿美金，排在世界第2位，占全球GDP的比重12%左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的总量占全球1.8%，排在第10位，现在上升到第2位，占12%左右。我们前面是美国，美国GDP的总量是15万亿多一点，2012年占全球比重23%，排在第一位。从总量可以说中国现在是世界名列第二的大经济体，这35年，中国人均GDP平均每一年增长8.7%。2013年年末，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达到了4万多百分比。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提高了18倍，折算成美金是6800多美金。在世界银行2012年的划定标准的体系当中，我们是一个标准的当代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要按国际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998年第一次实现了从低收入的穷国向下中等收入的穿越，2010年第一次实现了从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的穿越，到2003年进一步巩固了上中等收入的经济地位。所以30多年来，中国从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了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到了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按照经济发展史，当代有70个高收入的国家，在时间序列的历史分级当中，它们从进入半中等收入，到达到高收入平均用了12年零四个月。这70个高收入国家当中有20个人口超过一千万人的国家。这些人口大国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平均用了11年零九个月。中国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按照我们现在的增长态势和规划，预计中国从2010年算起，用10年左右的时间到2020年，我们大概能够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当代世界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达到当代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有人乐观的估计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估计2030年有可能我们的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我们就不仅是总量，而且是人均GDP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我们叫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人离现代化的梦想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近。过去我们讲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今天不用等了。2013年5月份国际卫生组织公布的大规模测算人均寿命是76岁，说如果你现在是四十多岁，到2050年还有30几年，也不过是70多岁，现代化离中国就近到这个程度，不需要几代人，甚至不需要两代人，一代人就可能看得见，这就是我们的机遇。在这个条件下，我们面临的挑战也空前的深刻。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话，这是2006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概括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它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严重束缚经济发展，造成很多经济矛盾，像我们所熟悉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启的拉美旋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东亚泡沫和现在仍然在发生的西亚、北非的动荡，这些国家都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它解决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所以到现在，它们也没有进入高收入的行列。拉美国家已经四五十年了，东亚泡沫国家也有20年了，西亚、北非动荡的这些国家有十几年了，但是，到目前它们都没有实现穿越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现在是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构成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威胁因素现在都存在，所以中国现在叫机遇与挑战并存。

　　第二个特点，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是经济增长趋于稳定，但经济双重风险不断加剧。所谓增长趋于稳定，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保持差不多10%以上的平均速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5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是9%以上，但我们知道，近几年，特别是2012年、2013年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都是在7.7%的水平上，比前一个时期的两位数10%以上的增长下降了2-3个百分点，比2008年以来的平均速度，9%以上下降了将近2个百分点，所以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高速增长的时代，开启了进入一位数增长的平稳发展时期。这就是所谓经济增长趋稳，但这是不是能够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我们知道中国如果按照我们预定的规划，到2020年实现比2010年GDP总量翻一番，人均GDP翻一番，要求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经济增长的年增速度在这10年里要达到7.2%。最近3年，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是9.3%，2012年7.7%，2013年7.7%，都高于7.2%。我们算了一下，今后7年，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6.73%，我们预定的到2020年实现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实现，所以我们说经济增长趋稳，速度回落将近2-3个百分点达到7%-8%之间的速度，对于实现中国未来的预期增长目标来说，仍然是有充分把握的。但趋稳增长背后，经济的双重风险不断加剧，一个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数据不高，最近几年都在2%-3%之间，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如果降到2%以下，其实它的政策、目标主要就应当考虑防止通缩，而不是遏制膨胀。按照中国CPI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理由减剧通缩，但为什么我们对通胀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关键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知道需求拉上的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年由于为了遏制金融危机，扩大需求，加上国际收支失衡，我们3万6千多亿的外汇储备产生了大量的兑换账款，使得我们到2013年年末，流动通过货币存量M2达到了110万亿，差不多是GDP总量的2倍（GDP总量是56.88万亿元），正常情况下GDP和货币存量是0.8：1，而我们现在差不多是2倍，这么多钱出去了，经过一段时间，它肯定要传导到物价上来，只不过是时间上有一个滞后期，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滞后期的巨大压力，这是需求拉上。第二个方面是成本推进，我们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危险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民经济各种成本迅速攀升，有关部门测算我们国家现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中，50%或接近50%是来自成本推动，包括劳动力、环境、能源、土地等等，我们是一个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代，我们国家对于治理需求拉上的通胀有经验，收回银根就好了，但我们对于成本推入的通胀是没有经验的，因为这要提高企业效率，提高投资水平，提高为企业服务的环境、改善的能力等等使企业成本下降，这一点我们是需要不断探索。这两方面的因素，就导致目前我们对于新时期的通货膨胀和过去的通货膨胀比较而言有了一系列新的特点，这是我们讲的通货膨胀的疑虑。

　　同时我们对经济下行的忧虑更为严重。一个投资一个消费，这些年我们的投资需求增长速度很快，2008年以来，这5、6年的时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每一年平均是20.4%，并不低，但这里的问题是什么？谁在投？它很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在投，政府在投不可持续，抓政府财政赤字可以印钞，但财政赤字是有极限的，地方政府可以融资，但它融资的债务风险是要防范。我们国家的财政赤字这几年已经在2%-3%之间，高的时候达到2.8%，已经接近欧盟的3%的红灯线。我们国家地方政府的融资，第二次审计的结果是26.6万亿多，而且这是审计出来的数据，审计都是有会计凭证的，相当一批的融资担保是没有会计凭证的，没有纳入审计，实际规模会更大，所以依靠中央、地方政府作为投资拉动的主力，不可持续，况且效率也令人怀疑。现在包括大企业、小企业，市场投资信心不足，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新率不够，即使有钱，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低水平的投资建设的投资，投下去就是泡沫，就是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过剩已经从工业消费转移升华到工业投资品的过程中。很多东西在中国已经不是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这是投资。那么我们的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即使想投资，融资市场化水平，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不够，找不到钱，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大企业即使有钱投不出去，我们的小企业即使想投，没有钱投，所以就把政府高度套牢，就靠政府了。

　　2010年10月，我们政府从宏观扩张性政策当中择机退出，退出之后马上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连着七个季度，21个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究其原因重要的就是政府在投资领域退出之后，企业市场性的投资力量没有跟进，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于投资的可持续性产生了非常深的忧虑。我们社会的消费需求总额最近5、6年来平均每一年是在14%左右，实际大概在11%左右，并不低于两位数，我们为什么担心？主要是影响消费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短时间克服不了。国民收入我们国家宏观上是三个之间分，政府、企业和公民，这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35年平均每年增长18%以上，GDP平均每年增长9.8%左右，居民收入增长比GDP慢三分之一。GDP即使还原成当年价格，就是年均增长收入14%，因为财政收入是按当时价格统计的，GDP是按不变价格统计的，还原过来是14%，财政是18%，GDP是14%，居民收入增长10%以下，所以以至于十二五规划，我们提了一个要求，要求GDP的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最近10年来，平均每一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差不多1个百分点。这三方拿到钱，谁的钱主要用于消费呢，显然是居民，它的收入增长慢，比重下降，当然使得宏观上和消费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协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国际社会的不同。国际社会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将近7个点是消费拉动，我们国家同样10个点的增长率，将近7个点是投资拉动，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时候，你把主要的钱给了政府和企业，而居民作为消费者他的收入比重在下降所导致的，这是宏观上。微观上，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居民内地收入差距在扩大，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规定了所测算的2002年到2012年10年时间，中国GDP都在警戒线之上，也就是0.4%，20%最富的人分配了国家国民收入的40%以上。最高的一年甚至达到了0.49%，就是中国最富的前20%的人享有了49%的国民收入，剩下的的80%的人均分配剩下的51%的国民收入。收入差距一旦扩大之后，这带来了一个问题，社会消费倾向，有钱的人和没有钱的人的消费比重越低，穷人越贫困越不敢花钱，越贫困越没有钱花，这样就导致经济增长的同时，消费增长乏力，这就是宏观、微观两方面的扭曲 ，使得我们担心消费需求的增长能不能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相匹配，这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不可持续的情况，使得我们担心经济下行的风险加剧，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高通胀潜在的压力巨大。

　　第三个特点，就是结构矛盾逐渐有所缓解，但结构升级的动力不足。中国真正的问题是结构失衡，包括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整个国民经济的要素结构、整个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之间的结构，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困扰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年来这些矛盾在有些方面有所缓解，比如积累和消费。这些年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恢复，到2013年投资和消费的比重各自占50%左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也比过去有所改变，比如居民收入的增速，这些年逐渐比过去有所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速与GDP、财政收入之间的差有所缩小，特别是财政收入的增速，从18%回落到了9%左右。再比如我们的要素价格结构，一些竞争性领域的放开，使得我们价格扭曲的现象有所改变，这样对于效率的提高，使用要素的效率，提升的制度保障和竞争性的压力有所提高。这些矛盾，包括城乡结构之间的差距等等，都有所缓解，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结构升级的动力严重匮乏，核心就是创新不够。制度创新不够，竞争力不够，整个国民经济分配结构改变，要素结构的提升，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变，市场要素的构建很难做到。再一个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够，产业结构升不了级，投入产出结构改变不了，国民经济想要持续增长很难实现，有钱也找不到有效的投资机会，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社会对于失衡的承受力有所提高，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社会承受力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对失业率。经济增长从10%以上回落到了7.7%，这样一个稳定增长期间，但我们的失业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社会对于失业的承受力比过去还有所提升。官方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通常是4%-5%，加上误差也就是6%-7%之间，按照欧盟的警戒线，失业率的红灯线是7%，美国政府介入提供的警戒线是6%，我们大体上还是在这个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平之下。这个你要考虑到背景，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10%左右的速度下降趋稳于7.7%到7.8%之间，这个情况下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这个和我们的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2013年第三产业的产值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占46%。它吸纳就业的能力比第二产业强。第二个就是经济结构，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现在在GDP产值当中差不多是四分天下，国有经济四分之一，民营经济四分之一，外商经济四分之一，另外所谓的混合经济四分之一。这种多元经济条件下，分散了过去传统经济价格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就业压力，分散了这方面的社会风险，提高了承受力。社会承受力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企业的承受力也在提高。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企业的亏损收入占主营收入的比例，前些年平均经济增长在9%-10%左右的时候，这个企业的亏损额占主营收入是1.4%，2013年下降到0.8%，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7%多，但亏损占主营收入的比重反而比经济增长10%的速度还有所下降，说明什么？企业的效率有所提高，企业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适应性有所提高。这就是说社会从失业、就业者来说，到企业对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它的适应率有所提升，但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越来越显著，我们叫积极的财政建设，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个反方向的政策，财政在扩张、保增长，货币在紧缩反增长，这种反方向的组合，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效果之间相互抵销，我们叫做稳中求进。其实双重风险的存在，使得宏观政策不管统一到一个目标上，比如保增长，那就会双扩张，加剧通胀，比如反通胀就要双紧缩，就会恶化经济下行。在这双重风险并存，难以抉择的情况下，我们使得宏观政策这两大体系采取反方向的组合，这样使得宏观决策的风险进一步加以了控制，现在是在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宏观政策的风险性之间首选控制宏观政策的风险性，我们把它叫做稳中求进。

　　如果是在这种政策下，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投资需求恐怕还是在20%上下，社会消费点年度总额估计不会低于13%到14%这个水平，如果进出口和2013年持平，那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有可能在8%，如果进出口这一块情况恢复的还不是特别的明朗，有可能今年经济增长是在7.5%左右，内需而言，在稳中求进的增长下，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下，估计内需拉动达到8%问题不大，从社会承受力来说，失业目标和其他的目标的风险控制来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6.5%，失业就大体能承受。从2020年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目标来说，经济社会达到6.73%就可以实现。6.5%是我们可以接受和可以承受风险的，6.73%是我们增长目标要求的，那7-8%之间是比较现实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说宏观政策的局限性，尤其是政策之间的矛盾，现在对于稳增长，它的负面的影响或者是局限性的影响越来越突出。

　　第五个特点，政策选择现在有上下限，但根本出路在于体制改革。现在提出宏观调控上限下限，上限就是要盯住通货膨胀，下限就是盯住失业率。刚刚我们讲到，经济增长如果达到6.5%，失业率这一块大可以增速，通货膨胀只要不抵销经济增长一半以上，这样通货膨胀大体上也是可以承受，比如说7%的增长，如果通货膨胀率在4%以下，甚至是3%以下，这个我们都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不需要政府特别的政策倾斜和特别的介入，如果突破了这个上下限，就需要政府宏观政策的介入，但中国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不是目前总量失衡的政策上下度之间的选择，而是根本的发展方式的转变，结构的升级，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全面的制度创新，深化改革。

        这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为什么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必要性。（本文选自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在第二届全球桂商发展论坛上的发言）